ADC中的Fc功能：何时保留，何时增强，何时沉默？

ADC通常以完整IgG作为抗体骨架，因此Fc天然也是分子设计的一部分。与FcγR结合后，ADC可能进一步触发ADCC、ADCP等效应功能，也可能影响免疫细胞对payload的递送与清除。因此，在ADC研发过程中，Fc究竟应该保留、增强还是沉默，并不存在“一刀切”的答案。

关键在于：Fc在当前候选分子中究竟承担什么作用，以及这种作用是否符合预期。

例如，对于血液瘤ADC，FcγR介导的免疫效应可能成为抗肿瘤机制的一部分；而对于某些实体瘤ADC，过强的FcγR结合则可能改变药物在体内的分布、细胞摄取或安全性表现。即使采用Fc沉默设计，也不能简单等同于“完全没有FcγR相互作用”——残余结合是否具有生物学意义，还需要结合细胞功能实验进一步判断。

因此，评价ADC的Fc设计，不能只看“FcγR结合强不强”，还需要进一步回答几个关键问题：

围绕这些问题，ACROBiosystems可提供从FcγR重组蛋白、TR-FRET结合检测，到FcγR过表达细胞及ADCC/ADCP报告基因细胞株的一系列研究工具，支持从“受体结合”到“细胞功能”的分层评价，帮助研发人员更系统地判断不同Fc设计对ADC功能和模型结果的影响。

下面结合代表性ADC案例，看看不同Fc设计背后究竟涉及哪些机制问题。

Tsao等围绕trastuzumab、T-DM1和T-DXd开展的比较研究显示，在HER2阳性肿瘤细胞参与的FcγR报告基因实验中，两种ADC均可激活人FcγRIIIa；在人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共培养实验中，两种ADC介导的ADCP与trastuzumab相近。T-DXd处理后还出现胞外ATP和HMGB1释放增加、细胞表面calreticulin上调等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特征；在进一步加入巨噬细胞和抗原特异性CD8⁺ T细胞的体系中，T细胞增殖和活化标志物也有所增加。

报告基因实验反映受体交联后的信号，ADCP实验测量实际吞噬，两类结果不能相互替代。现有数据提示，payload诱导的细胞死亡可能与FcγR介导的吞噬协同作用，但尚不能量化Fc功能对临床疗效的独立贡献。

T-DM1和T-DXd在所测试体系中保留FcγR激活及巨噬细胞ADCP活性（来源：来源：Tsao LC, et al. Nature Communications. 2025;16:3167）

Tai等对belantamab mafodotin（GSK2857916）的机制研究提供了Fc增强案例。该ADC采用去岩藻糖化抗BCMA IgG1并偶联MMAF。在BCMA阳性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系及患者来源骨髓样本中，除BCMA依赖的内吞和payload杀伤外，研究还观察到增强的NK细胞介导ADCC。这说明Fc增强可以被主动纳入ADC设计，但效应细胞杀伤仍以ADC结合BCMA阳性细胞为前提，不能据此推断其能够清除BCMA阴性或抗原丢失细胞。

Cetinbas等围绕HER2或NaPi2b靶向STING agonist ADC开展的共培养研究显示，野生型Fc ADC可在抗原阳性肿瘤细胞与THP-1细胞共培养体系中激活STING信号；去除FcγR结合或敲除THP-1细胞中的FcγRI后，ADC结合、内吞及STING激活均明显下降。Fc构型改造与受体敲除得到方向一致的结果，使FcγRI依赖性的判断不再仅依赖单一干预方式。

STING agonist ADC对THP-1细胞的作用依赖肿瘤抗原与FcγRI（来源：Cetinbas NM, et al. Nature Communications. 2024;15:5842.）

只有同时存在相应肿瘤抗原时，才出现有效摄取和信号激活。这支持抗原依赖、FcγRI介导的髓系细胞递送，而不是ADC仅凭Fc端被髓系细胞普遍吞入。对这类免疫刺激型ADC，FcγR结合可能构成药理机制的一部分，但不能将该结论直接推广至常规细胞毒性ADC。

FZ-AD005通过L234F/L235E/P331S突变降低Fc效应功能。Guo等测得其对FcγRI、FcγRIIa和FcγRIIIa的亲和力分别约为550 nmol/L、13.29 μmol/L和6.1 μmol/L。在PBMC参与的实验中，即使浓度达到10 μg/mL，也未观察到明显的ADCC、ADCP或CDC效应；DLL3结合、内吞、DXd释放及FcRn结合则得到保留。这组数据也说明，Fc沉默并不一定表现为绝对“零结合”。残余的受体相互作用是否具有生物学意义，还需结合细胞功能结果判断。

TUB-040采用了另一种Fc沉默策略。该NaPi2b ADC引入LALA突变，并通过P5技术偶联exatecan payload，DAR为8。在Vogl等开展的分子与功能表征中，Fc沉默抗体和TUB-040与所测试FcγR的相互作用均显著降低或未检出；与此同时，TUB-040仍能结合NaPi2b阳性细胞，并保留内吞和细胞毒性。

这些结果可以确认相应分子的Fc沉默表型，但不足以证明Fc沉默本身必然扩大治疗窗。相关研究缺少linker–payload、DAR、糖型及聚集水平一致的野生型Fc ADC充分头对头比较；FZ-AD005与Rova-T在抗体、linker和payload方面也存在差异，安全性差异不能单独归因于Fc设计。

Fc沉默NaPi2b抗体和TUB-040与多种FcγR的相互作用降低（来源：Vogl AM, et al.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. 2025;24:1685–1700）

除了分子本身，动物模型中的FcγR也可能改变实验结果。Li等发现，多种人源或嵌合抗体及ADC在NSG小鼠中出现异常快速清除；降低FcγR结合后，药物暴露和抗肿瘤活性得到恢复。因此，比较不同Fc构型时，还需关注鼠种FcγR表达及跨种结合造成的模型偏差。

这些案例所回答的问题不同，却共同说明：FcγR结合、细胞表面相互作用和通路激活不能互相替代。对于保留或增强Fc效应的ADC，比较重点包括抗体、ADC及不同Fc构型的受体结合和细胞通路响应；Fc沉默型ADC则需要关注残余FcγR相互作用及下游激活是否降至预期。研究FcγR介导的髓系细胞递送时，还应加入受体阻断、靶点对照或项目特异的共培养实验。

The purity of Human CD16a (V176), His Tag (Cat. No. CD8-H52H4) is more than 95% and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is protein is around 35-45 kDa verified by SEC-MALS.

• CD16a (F176) 与Rituximab biosimilar亲和力经SPR验证

• CD32a (H167) 与Rituximab亲和力经SPR验证

Rituximab immobilized on CM5 Chip can bind Human CD32a (H167), His Tag (Cat. No. CD1-H5223) with an affinity constant of 0.882 μM as determined in SPR assay (Biacore 8K) (Routinely tested).

• CD64结合检测试剂盒用于与FcγRI结合效力评估

• ADCC活性评估（ADCC功能细胞株）

Human CD16a (158V) (Luc) Jurkat Reporter Cell Development Service (Cat. No. SCJUR-STF067)

Human CD32a (131H) (Luc) Jurkat Reporter Cell Development Service (Cat.No. SCJUR-STF069)

ADCP response to anti-human CD20 antibody (RLU). 

Anti-human CD20 antibody-induced ADCP activity was evaluated using Human CD32a (131H) (Luc) Jurkat Reporter Cell in the presence of Raji cells that express CD20 endogenously. The EC50 was approximately 0.1054 μg/mL.

参考文献